【中国,苏州,2023年5月4日】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革新职业教育理念,破解长期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瓶颈,不断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撬动教育综合改革,对统筹推进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重大部署为统领,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基点,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革新职业教育理念,破解长期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瓶颈,不断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撬动教育综合改革,对统筹推进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一、深刻认识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重大意义
党的二十大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意见》是在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推出的,我们应该如何把握和认识其重要内涵?
陈子季:党的二十大对职业教育重视程度之高前所未有,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分量之重前所未有,以一体推进教育、科技和人才三大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任务之艰巨也前所未有,对职业教育的战略定位越来越突出、实践要求越来越明确、规律认识越来越深入,主要集中体现在“1+3+3”的系列重要论述中。其中“1”,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强调的“要重视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这是总书记继“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之后作出的又一个带有总括性、指导性的重大论断;第一个“3”,就是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的:“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这是新时代新征程上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三个重大战略举措;第二个“3”,就是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的:“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加快建设包括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在内的“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这是职业教育更好融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三个重要努力方向。
把上述三个方面的观点归结起来: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内在逻辑和实践要求,就是立足“三服务”、统筹“三协同”、推进“三融合”。《意见》是在系统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就基础上,对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着力破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突出矛盾和问题的重大改革,集中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职业教育改革新主张、新举措、新机制。
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立足“三服务”、统筹“三协同”、推进“三融合”?
陈子季:立足“三服务”,就是立足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来思考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人民群众是否满意,关键在于能否服务人的全面发展;地方政府是否积极支持,关键在于能否服务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党和国家是否认可,关键在于能否更好地服务于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制造强国、科教兴国、乡村振兴等国家发展战略,促进实现共同富裕。
统筹“三协同”,就是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立足教育实现现代化以及建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需求,促进“人人出彩以及人的可持续发展”,在尊重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与继续教育各自育人规律的前提下,一方面,注重三者间的分工,及时根据经济社会需求结构变化调整人才培养和供给结构;另一方面,注重三者间的协同,职业教育要加强文化知识教育,高等教育要提升学生技能水平,继续教育要兼顾知识技能和文化素养教育。
推进“三融合”,就是推进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普融通,重在加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阶段横向沟通、纵向交叉衔接沟通,形成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两类教育彼此通联的新的育人结构,最大限度地发挥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育人价值;产教融合,重在职业教育与行业产业融合、职业院校与园区结合;科教融汇,重在融合汇聚科技和教育的力量,做到教育与科研同向发力,一体提高人才自主培养和科技自主创新质量。
二、新时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顶层设计
《意见》是新时期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战略规划,具体提出了哪些新主张?
陈子季:《意见》破除了“矮化”“窄化”职业教育的传统认知,直击改革实践中的难点痛点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观点、新判断,极具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是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由“谋业”转向“人本”,更加注重服务人的全面发展。职业教育是促进就业的重要途径,但绝不是单纯的就业教育。《意见》重申了职业教育的定位,就是要服务人的全面发展,建立健全多形式衔接、多通道成长、可持续发展的梯度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推动职普协调发展、相互融通,让不同禀赋和需要的学生能够多次选择、多样化成才,这对扭转社会对职业教育的鄙视,消解职普分流带来的教育焦虑有重大作用。
二是职业教育改革重心由“教育”转向“产教”,更加注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产教融合是现代职业教育的基本特征,也是最大优势,更是改革的难点与重点。当下,部分职业院校之所以难以办出特色,多半是因为学校教学与职业需求结合得不紧密。“教”唯有与“职”,或者说与“产”不断互动、深度融合方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意见》直面产教融合中的堵点问题,坚持系统思维,提出了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制度设计,将职业教育与行业进步、产业转型、区域发展捆绑在一起,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创新良性互动机制,破解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匹配度不高等问题。
三是职业教育服务场域由“区域”转向“全局”,更加注重支撑新发展格局。《意见》立足新发展格局,在国内国际两个场域谋划部署职业教育发展。一方面,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教促产、以产助教、产教融合、产学合作,推动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产业结构相匹配的现代职业教育结构和区域布局;另一方面,立足区域优势、发展战略、支柱产业和人才需求,建立健全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机制,使我国职业教育从“单向引进借鉴”走向“双向共建共享”,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服务国际产能合作和中国企业走出去,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模式。
四是职业教育发展路径由“分类”转向“协同”,更加注重统筹三教协同创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但二者不是平行更不是对立的。《意见》在巩固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推动各种教育类型优势互补、交叉融合,服从、服务于“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一共同目标,服从、服务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共同伟大事业。
五是职业教育办学主体由“单一”转向“多元”,更加注重社会力量参与。深化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是一项集成工程,核心力量是建立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协同合作的发展机制,核心目标是完成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参与办学格局的转变。《意见》从办学形式和内容上做出新部署,鼓励支持地方和重点行业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在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上先行先试、率先突破、示范引领。
近年来,国家密集出台职业教育政策,相比之前的文件,《意见》着重解决哪几个方面的问题?
陈子季:新时代以来的10年,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心系职业教育,特别是党的十九大后,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发文,高位部署职业教育改革工作。这些政策文件,不仅战略定位越来越突出,而且实践要求越来越明确。2019年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主要是明确了我国职业教育制度框架和改革蓝图。2021年4月,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对加快构建高质量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了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目标框架、重点任务、进度安排。2022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将职业教育改革实践经验上升到立法层面。这次的《意见》,实际上是对体系建设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概括起来就是用系统化设计、工程化推进、协同化作战的思路,重点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发展理念的问题,即如何看职业教育。要把以人为本作为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定位,真正面向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让不同禀赋的学生为自己的未来职业发展找到适合的教育,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途径和空间。为支撑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和服务国家战略,促进终身学习,建立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提供有力支持。
二是发展路径的问题,即如何干职业教育。就是要立足职业教育的类型特色和规律,以深化产教融合为突破口,以推进职普融通为关键点,以促进科教融汇为新方向,加快构建政府主导、多元参与、需求驱动、开放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重塑职业教育生态,进而推动职业教育的功能定位、改革重心和服务场域的转变。
三是主体责任的问题,谁来干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不能简单理解为职业学校办的教育,职业教育的改革涉及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各个方面,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彻底扭转职业教育质量不高、吸引力不强等问题,既要近期中期远期相结合,也要统筹考虑宏观中观微观,还要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组织制度优势。基于此,这次《意见》将改革的基座落在区域性、行业性的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四梁八柱就是产教联合体、产教融合共同体,通过开辟职业教育体制机制创新试验田,构建央地良性互动、协同推进的有效机制,最终把职业教育升级为促进国际产能合作、提升教育国际影响、服务国家外交大局的战略资源。
三、扎实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重大举措
《意见》中提出了三大战略任务,在这三大战略任务中是如何体现您刚才提到的新主张的?
陈子季:《意见》提出了三大战略任务,可以概括总结为“一体”“两翼”。
“一体”,即探索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新模式,这是改革的基座。具体来讲,就是要围绕国家区域发展规划和重大战略,选择有迫切需要、条件基础和改革探索意愿的省(区、市),在产教融合、职普融通等方面改革突破,以点上的改革突破带动面上高质量发展,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经验新范式,优化有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制度环境和生态。
“两翼”,即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是改革的载体。一方面,支持省级人民政府以产业园区为基础,打造兼具人才培养、创新创业、促进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功能的产教联合体,成立政府、企业、学校、科研机构等多方参与的理事会,实行实体化运作,集聚资金、技术、人才、政策等要素,有效推动各类主体深度参与职业教育。另一方面,优先选择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支持龙头企业和高水平高校、职业学校牵头,组建学校、科研机构、上下游企业等共同参与的跨区域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产教资源,开展委托培养、订单培养和学徒制培养,面向行业企业员工开展岗前培训、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建设技术创新中心,为行业提供稳定的人力资源和技术支撑。
您刚才提到的两翼:“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两者的区别是什么?
陈子季:联合体和共同体,都是教育和产业互补互融、共生共长的载体,从建设原则上都是要做到必问产业、必问企业、必问应用,都是要坚持以教促产、以产助教、产教融合、产学合作,但是两者在建设主体、服务面向和改革重点上各有侧重。市域产教联合体,重点服务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由地方政府牵头,是区域性的,重在以产业园区为基础,整合各类资源,有效推动各类主体积极参与职业教育,促进人才培养、创新创业和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重点服务行业产业发展。由龙头企业和高水平高等学校、职业学校共同牵头,是跨区域的,联合学校、科研机构、上下游企业等,汇聚产教资源,发挥行业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要引领和指导作用。
《意见》提出的五项重点工作,其主要目的是什么?具体是如何考虑的?
陈子季:五项重点工作主要是针对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困境而提出的,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不断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实现职业教育的自立自强。
一是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围绕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的亟须专业领域,组建一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核心能力建设专家团队,打造一批核心课程、优质教材、教师团队、实践项目,遴选一批国家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在线精品课程和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做大做强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扩大优质资源共享,服务全民终身学习和技能型社会建设。制定新一轮高职“双高计划”遴选方案和中职“双优计划”实施意见,遴选建设一批高水平中高职院校和专业。
二是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依托头部企业和高水平大学建设一批国家级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推进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指导各地制定省级“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实施办法。实施全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遴选一批高校开展职业学校教师专业学位研究生定向培养。实施职业学校名校长名师(名匠)培育计划,打破“职”“教”界限,采取固定岗与流动岗相结合的方式,吸引行家里手到职业学校任教。
三是建设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启动高水平实践中心建设项目,通过政府搭台、多元参与、市场驱动,对地方政府、企业、学校实行差别化支持政策,分类建设一批集实践教学、社会培训、真实生产和技术服务功能为一体的公共实践中心、企业实践中心、学校实践中心。
四是拓展学生成长成才通道。一些家长不愿意送孩子去读职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觉得职校的升学及成才通道相对较窄。要让职业教育的上升空间越来越宽广,让职业教育的竞争力、吸引力越来越强劲,就必须让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通起来、让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通起来。《意见》提出,支持各省因地制宜制定职教高考方案,制定职业教育贯通培养指导意见,构建从中职、高职到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贯通培养的新路径,初中毕业生通过中考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或五年制高职教育;中职、普通高中毕业生通过职教高考接受专科高职教育、职业本科教育或应用型本科教育,也可以通过普通高考接受普通高等教育;专科高职毕业生可通过专升本考试接受职业本科教育或应用型本科教育;符合条件的专科高职毕业生和职业本科毕业生可以通过研究生招生考试接受硕士研究生教育,形成系统化的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机制。
五是创新国际交流与合作机制。持续办好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和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推动教随产出、产教同行,打造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最终将职业教育打造成国际合作的战略资源。启动高水平国际化职业学校建设项目,遴选一批国际化标杆学校,推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和优质教学资源。
近年来,社会上对于职业教育学生成才成长通道的问题非常关注,《意见》也提出了要“建立健全多形式衔接、多通道成长、可持续发展的梯度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在具体工作推进上是如何考虑的?
陈子季:《意见》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具体举措。一是优化职业学校和专业结构布局,建设一批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需要的高水平职业学校和专业。探索发展综合高中,推动中等职业教育多样化发展,同时支持高水平大学参与职业教育改革。二是推动中高职贯通衔接培养,支持优质中等职业学校与高等职业学校联合开展五年一贯制办学,推进中等职业教育与职业本科教育的衔接培养。三是完善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健全“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招生办法,进一步扩大应用型本科学校在职教高考中的招生规模,由各地在国家核定的年度招生规模中统筹安排招生计划。四是打通高职毕业生升学深造渠道,完善本科学校招收具有工作经历的职业学校毕业生的专门办法,建立符合职业学校学生特点的专升本考试办法和培养方式。
这些举措释放出的强烈信号,充分表明职业教育不是“终结教育”,也不是“低层次教育”,更不是“淘汰教育”,而是特色鲜明的一种教育类型,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既可以升学,也可以就业,还可以先就业再升学,最大程度地拓宽学生多样化、多途径成长成才的通道。下一步我们要持续拓展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空间,同时支持地方进一步创新。比如,支持高水平大学联合重点行业企业招收在生产一线有一定工作经历、特别优秀的高职毕业生,以校企合作项目制方式培养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总之,要为不同阶段、不同教育类型设计转换通道,让学生能够根据兴趣、能力和自身发展情况在就业和升学中实现多次选择,也给企业在职职工提供再学习、再提升的机会。
四、确保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落地见效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为确保《意见》能够更好地落实,下一步的工作是如何考虑的?
陈子季:贯彻落实《意见》既需强化顶层设计、突出战略引领,又需明确地方主责、创新央地联动,增强以问题为导向的改革共识、攻坚合力。因此,《意见》以建立部省协同推进机制为核心,设计了央地互动、区域联动、政行企校协同的改革新机制,着力营造制度供给充分、条件保障有力、产教深度融合的新生态。下一步,我们将从点、线、面三个方面抓落实。
一是点上突破,支持有基础、有意愿的地方先行示范,打造样板。2023年初,先选择10个左右省份,建立部省协同推进机制,“一省一案”编制落实方案,“一省一策”给予差异化支持,“一省一台账”逐项推动落实,同时,梳理经验、总结规律,形成区域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工具箱”并推广应用。
二是线上提升,围绕办学能力的关键条线,推出一批关键政策和重点项目。一方面,围绕前面提到的“五项重点工作”,分别推出专项工程计划,推出一批引领职业教育领域改革的国家级项目,树立标杆、打造品牌。另一方面,针对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革、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等地方“不敢碰”“不好讲”的难点,在国家层面出台政策,向社会传递信号、给地方提供支持,引导基层大胆试大胆闯。
三是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制度优势,用好《意见》的政策红利。在机制上注重考核,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将发展职业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整体部署、统筹实施,并作为考核下一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重要内容。在组织上注重创新,支持地方建立职业教育与培训管理机构,整合相关职能,统筹职业教育改革发展;集聚教育、科技、产业、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和经营管理者等,成立专门组织,承担政策咨询、标准研制、项目论证等工作。在制度上注重激励,比如,将职业教育纳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预算内投资、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等政策性资金的支持范围,支持职业学校提升能力;企业举办的非营利性职业学校,可参照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生均经费等相关经费标准和支持政策给予适当补助;对参与联合体、共同体建设的普通高校,在平台建设、招生计划等方面给予专项支持。
刚才您讲到了“点、线、面”相结合的工作推进总体考虑,具体的举措上还有哪些创新?如何能够确保有效落实?
陈子季:一是建立协调机制。将《意见》落实情况纳入每年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议事内容。教育部成立深化职业教育改革领导小组,建立工作台账,定期调度总结,通过信息报送、实地调研、项目评估等多种形式,及时跟进地方和相关部门、部内司局工作进展。指导试点省份建立职业教育与培训管理机构,整合相关职能,统筹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落实人才需求、产业发展和政策支持“三张清单”,形成经验并向全国推广。
二是分年稳步推进。每年召开一次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工作推进会,总结梳理进展成效、存在的突出问题、有关工作建议及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重点研究在探索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新模式中的难点问题,形成区域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工具箱”并推广应用。
三是列入督查事项。将落实情况列入国务院督查组重点督查事项,对于真抓实干、成效明显的区域和行业给予激励,对于走过场、不作为的给予通报批评并挂牌督办、限期整改。
四是加强理论研究。成立职业教育高级别专家组织,承担职业教育政策咨询、标准研制、项目论证等工作。设立一批研究规划课题,引导专家学者总结地方经验模式、形成理论创新,形成一批创新成果,释放政策创新、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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